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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赶上了陕西杂志业的黄金时代 || 四十年家国
树哥   贞观   2018-10-22   浏览:9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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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1986年大学毕业的。毕业时有两个选择,都是我的恩师曹锡仁先生帮我联系的,一个是珠海市委宣传部,一个是团省委的《当代青年》杂志社,我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后者。

      那是八十年代啊,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全民热衷文学,所有高校里文学青年是最活跃的分子,大家共同的理想就是成为作家诗人,怀揣这样的理想,写作投稿就成为比学业更加重要的事业。而编辑就是我们的上帝,他们手里握着理想之门的通行证。

      从一个大学里狂热的文学青年,一夜之间,成为了一个杂志的编辑,可谓是一步登天,真有一种美梦成真的幸福感。这个感觉以后越来越稀有。曾经有这么一个针对过来人的测试,说如果人的一生以十年为一个单位,你最喜欢哪个十年?我毫不犹豫地填了二十到三十岁。就是因为这个幸福感。

      八十年代中后期,西安的杂志很少,大家熟知的就是省作协的《延河》、市作协的《长安》和团省委的《当代青年》这三种。其他还有一些专业性期刊,在社会影响不大。

      当时在团省委机关,大学生分配最好的部门是杂志社和青年旅行社这两个直属单位,跟现在人人争当公务员的情况正好相反。杂志社的人不但在社会上受人尊重,而且经济收入也高于机关。

      有两件事儿我印象很深。

      一是我刚到单位报到的第一个月,办公室就让我去领胶卷,每月每人一个柯达彩卷、三个黑白卷,而且彩卷的冲印费杂志社实报实销。那时一个柯达彩卷要十几块钱,而冲印费大概是一块钱一张,一卷就得三十六块。而我当时的工资才七十六块钱,真是令人羡慕的福利。

      另一件事儿是我和两个老记者一起坐火车出差,在列车上补卧铺,没票了。我们掏出记者证,列车员马上改变了态度,让我们稍等。一会儿拿来三张卧铺票,但因为确实票太紧张,三张票不在一起,显然是他们想办法凑出来的,我们十分感激。可在卧铺车厢还没安顿好,列车长来了,说他不知道有记者同志在车上,一再抱歉没有安排妥善,让我们拿上行李跟他走,一路把我们带进了软卧包间。不要说我,就是两位老记者也从来没有坐过软卧,这让我们十分不安。一夜忐忑,这车费得多少钱?回去报不了咋办?但直到下车,列车长绝口不提补差价的事情。

      所以杂志社的人都很有社会优越感。当时杂志刚将刊名由《陕西青年》改为《当代青年》,一跃成为全国发行的综合类杂志,各省的青年类期刊也纷纷更名。

      整个八十年代直到九十年代中期,全国的杂志都是文学期刊和青年类期刊的天下。以《中国青年》为首,那时刊发的潘晓有关人生观的讨论曾轰动全国,而报道的先进人物,比如张海迪,也很快能够成为全国的青年楷模。中国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杂志是上海的《青年一代》,主编夏画,最高峰时单期发行超过一千万册。而《当代青年》也突破六十万,是陕西发行量最大的杂志。我赶上了那个黄金时代。

      借助杂志的影响力,个人的成长也日新月异。

      1987年我在《当代青年》开辟了“当代诗群”栏目,专门刊发先锋诗歌,一时聚集了全国以韩东、于坚为首的中国诗歌新生力量,后来成名的诗人王寅、丁当、陆忆敏、马永波、杨于军、小君、陈寅、于小韦、封新城、杜爱民、王建民、仝晓峰……都在这里发表了他们的早期作品。就连顾城也开始向我投稿,不仅是他的诗作,还有他的画作以及他夫人谢烨、姐姐顾乡的作品。

同时我们在陕师大举办了大型诗歌朗诵会,主持人是杨争光,朗诵会很成功,中国青年报记者徐威第二天就在该报头版以特写的篇幅进行了报道。中青报头版特写报道一个诗歌朗诵会,在现在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乘胜追击,1988年我们又举办了海峡两岸全国青年诗歌大赛,评委是洛夫、席慕容、张默、雷抒雁、贾平凹、汪国真等,参赛人数近十万,历时一年,每天的参赛作品需要用麻袋装送。后来结集正式出版了大赛作品集。

      借助杂志社的平台,我得以深度参与到中国诗歌发展的洪流之中。

      1986年全国上下都在轰轰烈烈的搞改革,当代青年杂志社时任主编王维君就是借改革的春风竞聘上岗的,他是坚定的改革派。此人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工农兵学员,与他同班的还有一个人物,就是诗人雷抒雁。王维君不写诗,但长于管理,头脑灵活,敢于创新。尽管这个陕北人的行为方式有时显得老土,但简单实用,成效显著。

      记得他上任后推出的一个改革措施就是让所有编辑记者走出去,坐一次飞机,看一下深圳,换一换头脑。效果是明显的,在深圳我们第一次接触到了国外杂志以及世界时尚设计作品,眼界大开。《当代青年》杂志的封面开始采用摄影作品,有了身穿牛仔裤的时髦女郎,而之前所有杂志的封面都是以国画为主的美术作品,杂志一下时尚年轻起来。

       不要小看这一变化的意义,它其实是带有革命性的,中国期刊由此开始与现代国际潮流接轨了。最初的牛仔裤封面还曾遭遇有关部门的通报,但王维君顶住了,而且还加大了改革的力度,将《当代青年》整体的刊型改为国际大16开本,封面直接照搬国际摄影作品(当时还没有什么版权意识)。

      副主编吴大英学习日本刊物的经验,在全国首创了“版底栏”。所谓版底栏就是利用杂志底部页码旁的空白部分,每页刊发一条小知识,后来演变成发布读者征婚、结谊交友信息的园地。八十年代人们通讯主要还是靠书信,年轻人特别是异地的年轻人极其缺乏交流的渠道与平台,版底栏的出现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口,各地青年可以通过它结交笔友文朋,因此大受欢迎,一下成为杂志最受青年关注的栏目。


▲《三联生活周刊》创刊号主创在兵马俑。左起:贺延光、程赤兵、李瑾、王峰、树哥。

      后来王维君创办《女友》后,将版底栏聚集的青年进行了深度开发,把这些读者发展成为女友读者俱乐部会员,并成立了社交部专门为其服务,全国会员高峰期近百万人,成为了杂志社的一大支柱产业。社交部还开发了一系列衍生产品,最著名的是《女友》的会服“love衫”,销售了近千万件。其实所谓“love衫”是《女友》当时的美编崔鹏飞所在的黄河棉织厂有大批滞销的圆领白体恤,他本人关系当时还在厂里,企业不景气,硬性摊派,要求职工全体销售。小崔灵机一动,在白色的T恤上印了《女友》红色的logo,没想到大受欢迎,本来五块钱一件没人要的老头衫,现在十五块钱供不应求。这就是当时的中国,只要你头脑稍微灵活一点,马上就会财源滚滚。

      王维君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打破了传统杂志的办刊理念,开始有了市场意识,有了国际化的现代办刊理念,这在他后来离开《当代青年》,创办《女友》杂志时得到了更全面的展现。他甚至在澳大利亚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海外杂志《女友·海外版》,这是后话。

      1989年全国报刊大整顿,各省关停并转了一大批报刊。就团省委来说,《当代青年》杂志与《陕西青年报》只能留一个,留报还是留刊?博弈异常激烈。最终团省委书记蒲长城与党组决策,留刊停报,青年报正式在编人员并入杂志社,其余聘用人员遣散。斗争虽然胜利了,但杂志社整体环境变得复杂起来。

      为了找寻更宽松的办刊环境,王维君决定离开团省委调往省妇联。妇联当时有一份《家庭生活报》,半死不活,王接手后停报改刊,创办了《女友》杂志。这个刊名是王维君自己起的,意思是要做“男人的朋友,女人的朋友”。另外他别出心裁的找到了一个英文单词love做为刊物的标识,花体的英文love比中文的刊名《女友》更醒目。这个二十六个字母都背不全的陕北人竟然这般洋气。

      王维君去妇联带走了《当代青年》的半壁江山,第一副主编吴大英、办公室主任王春学以及社交部几乎全部招聘人员(其中包括后来王维君的接班人,现任女友杂志社社长唐文华)。从此,《女友》开始在市场经济的大道上狂飙突进,而《当代青年》在体制内继续按部就班平稳发展。

      我个人由于不舍“当代青年诗群”的阵地,同时也对搞经营的不屑一顾,拒绝了王维君的邀请,留在了《当代青年》,但也积极参与了《女友》的早期创业。在《女友》基础编辑队伍没有形成之前,最早的几期稿件很多都是我帮助他们编辑的。印象最深的是我找当时西大作家班的渭水、李乐(后来宁夏电影制片厂厂长)写了一篇长达数万字的大特写《STD在中国蔓延》,STD其实就是英文性病的缩写,这期杂志在二渠道市场打开了局面。两位作者也拿到一笔可观的稿费,缓解了他们的学费压力。

      《女友》的招聘也与传统杂志社完全不同,由于没有多少事业单位指标,不能正规招收应届大学生,于是面向社会,唯才是举,用王维君的话说就是要实用,能出活儿的人。所以《女友》杂志社的第一批员工很多都没有正规文凭,之前的工作也是五花八门,有事业单位的老大学生、有工厂的工人、商店的售货员、旅社的服务员、待业青年……但他们统一的特点就是敬业,热爱这份工作,不惜投入,没有身架。经常有为了采访一个明星十几小时蹲守酒店的事情,应该算是西安娱记的先驱。我第一次知道赵忠祥是秃顶,带的是假发,就是《女友》的李军告诉我的,他现在已经是广东《家庭》杂志社的社长。

      整个九十年代是《女友》的高速成长期,而中国也开始进入商品社会,文学热不断降温,谈理想的人少了,谈恋爱追明星的人多了,青年类期刊也开始逐渐被以《知音》、《女友》、《家庭》为代表的女性杂志所超越,开始成为期刊市场的主流消费品。

      那是一个创造奇迹的年代,《女友》仅仅用了不到五年的时间,发行量就突破百万,1996年达到高峰,月发行达160余万。仅仅西安市场,单月投放就近三万册。而今天,负责批发《女友》的书商说,在西安零售报亭每月只能发两捆货,100册。而《当代青年》等杂志早已退出零售市场。

      在《女友》的带动下,西安期刊市场空前繁荣,新的刊物不断涌现,1995年到2005年的十年是西安期刊的黄金十年。

      《女友》不断扩张,在上下半月的基础上,又先后推出《女友》校园版、花园版、时尚版、新闻版以及《文友》,共七种杂志,广告额也突破千万。

      1993年5月创刊的《爱人》,在主编曾博的带领下紧追《女友》,发行量也是节节上升,后来超过《女友》,成为新的市场宠儿。2003年的发行量超越了《女友》最高峰的160万。旗下亦有爱人上下半月、女生、男孩女孩、爱人心理、百姓故事会等七个品牌。

      老牌的《当代青年》、《喜剧世界》、《家具与生活》(后更名为《新居室》),新创刊的《家庭之友》、《医学美容》……也都日子滋润,发行量都在20万~30万之间,同时还有一定的广告收入。

      同时少儿期刊开始崛起,以《小哥白尼》为首,《美文·少年版》、《少年月刊》、《童话世界》等发行量也是一路飙升。不过少儿期刊的发行渠道与市场杂志不同,有自己独特的校网系统。

      说到《小哥白尼》要多说一句,他的创办人曲延文原本是省新闻出版局报刊处的干部,年富力强,精明强干,是报刊处的主力,不但熟悉陕西期刊界的情况,同时与北京国家新闻总署报刊司亦十分熟悉,对于期刊的发展趋势了解较深。当年他曾多次跟我交谈,认为《女友》等女性杂志市场竞争太激烈,而少儿期刊是市场空白,海外经验证明,那将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而且杂志内容要国际化。1997年以引进台湾新学友的版权为契机,他毅然辞职下海,创办了《小哥白尼》杂志,并且一炮打响。这在当年是业界不小的新闻,敢于丢掉公职创办杂志的,西安他是第一人。到今天二十年过去了,《小哥白尼》依然红火,稳居陕西少儿第一刊的宝座。

      在市场期刊欣欣向荣的同时,1993年,西安还出了一本充满前卫意识、富有文化情怀的杂志《创世纪》,虽然仅仅出了五期便夭折了,但它对当年文艺青年的影响意义深远。《创世纪》是由陕西社科院文学所的《延安文艺研究》杂志改版而成的,当时的老所长贺志强找到李震等一批年轻人意欲改革,李震是诗人,在社会召集了伊沙等一批本省诗人准备创办一本以先锋诗歌为主体的前卫文化杂志。但苦于都没有实际办刊经验,便通过伊沙找到我,大家一拍即合。

      创刊过程充满艰辛,也因为年轻气盛充满矛盾,但杂志出来了。首期封面便是摇滚女明星蔚华,并通过芦苇首发了电影《霸王别姬》的内部剧照,整个杂志作者队伍强大,聚集了当时中国先锋艺术界的大腕和一线记者,象栗宪庭、胡武功、吕梁、黄燎原、程赤兵、项兵……我当时与李震出任联合主编,但第三期后我就因种种原因退出了。

      第五期因为刊登贾平凹废都抄袭案被迫停刊,不能说不是一个遗憾。这是我出任主编的第一份杂志,印象深刻。

      西安期刊市场的繁荣不但体现在杂志品种繁多,办刊人才聚集,还体现在期刊印刷发行市场的强大。

     当年全国四大期刊发行市场北京、上海、西安、武汉,西安主要覆盖西北、西南地区。1996年之前,中国期刊发行市场被国营邮局高度垄断,1996年之后才开始有所松动,所谓“二渠道”个体私营发行商开始出现。但二渠道拿货还是要走邮局,只有个别人能够从杂志社直接批发,但杂志社要承担被邮局处罚的风险。

      仅1999年,西安邮局杂志零售(不包括订阅)总额就接近7000万,要知道当年杂志的定价一般都不超过3块,其成交量可想而知。西安的东六路成为了全国著名的报刊批发市场,专门从事期刊批发的专业户达17家,而一般的省会城市最多也就两三家。

      承接期刊印刷的企业有新华印刷厂、陕西省印刷厂、部队的7226印刷厂,三足鼎立。是全国除北京、上海之外最大的期刊印刷基地。

      中国的期刊发展很有中国特色,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不同。中国是人口大国,期刊消费的总量规模很大,因此中国早期的期刊单靠发行就可以盈利。以《读者》为例,最高发行910万时,定价是3元,除去印刷发行成本,杂志发行利润是1元,每个月回款900余万元。一年发行利润超过一个亿。这也养成了中国期刊过分依赖发行,盈利模式单一的弊病。我们业内曾经自嘲,中国的杂志是靠卖纸挣钱的。

      但它成就了印刷行业,当时的三大印刷厂是西安效益最好的企业之一,省印的厂长华炜因为业绩突出,一路高升,最后成为陕西最大的国企陕西煤化集团的董事长。而今天除了新华印刷厂,省印、7226都濒临破产。

      中国期刊全面下滑的拐点大概出现在2008年,互联网开始普及,特别是后来智能手机的出现,更是给传统媒体致命一击。我也是在这一年,临危受命,出任《当代青年》杂志主编。一个曾经以编辑为梦想的青年,在不惑之年走上主编的岗位,体会到的却是中国期刊的凛冬,真也是造化弄人。

       2008年后,中国的期刊市场一方面空前繁荣,杂志品种激增,市场被进一步细分。另一方面,传统大刊的地位被动摇,开始走下坡路。整个市场在发行商的搅动下,呈现出急功近利的趋势。

      在刊号资源稀缺的局面下,许多发行商以承包经营的旗号,买断正规杂志的刊号,甚至以书代刊(用系列书号代替刊号),出版跟风仿冒产品,但大多昙花一现。发行市场竞争惨烈。

      杂志发行以摊点代销为主,旧刊销不掉可以退货,杂志社承担运费。许多杂志承受不了退货运费,只好要求零售商撕下每本杂志的封面寄回结算。做为一个主编,每月面对全国寄回的封面,就像一个将军面对被斩首的将士首级一般。

      到2010以后,人们阅读消费逐渐以手机为主,看杂志的人越来越少了,社会上的报刊摊点日益萎缩。以南郊吴家坟地区为例,高峰期该地区报刊亭将近二十余处,而今天,只有政法天桥下独独的一家,而且还要靠卖水卖冷饮补充,生意朝不保夕。

      一个时代结束了

       记得当年王维君去美国考察归来跟我说,他走进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大厦印象最深的是大厦的穹顶,那上面是一百多年前1888年10月杂志创刊那天的星象图。

       要办百年杂志啊!这个西安期刊界教父的感叹至今回荡在我耳边。而他本人,退休后回到老家榆林种菜去了,号称再不过问期刊界的事情。

作者:树哥
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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